和刻本：海外汉籍遗珍

概念

“和刻本”主要是指日本刊刻的典籍。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以汉字为主体书写形式、以反映中国思想为主体内容的日本刊刻书籍。

江户时代(1603—1867)，汉籍在日本广泛传播，大量的重刻、翻印、传抄使其“纸张、装帧、刻风等方面，均与中土有明显差异”。

分类

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大致会由简到繁做五种层次改变，即训点、校定、注解、重编和重著等。

据此，可将和刻本汉籍划分为汉籍原本、训点本、校定本、注解本、重编本和著述本等六个层次。

1、原本

各个历史时期均有刊刻汉籍原本。如宽永十四年(1637)刊《金七十论》，宽延二年(1749)《吴越春秋》，文化十一年(1814)《医眼方》等。

日本刊刻的汉籍原本中，除了汉籍原文外，其内容没有任何增减变化。

2、训点本

为便于阅读，日本刊刻的汉籍通常都会加上训点。“训点符号中也包括句点和读点”，日本先发明了“在汉字的四个角上加写点线集‘送假名’，到镰仓时代(1192—1333)又进而用‘返点’和‘送假名’来标记韩文和汉诗，进行训读。

如明历二年(1656)《孝经外传》，宽文二年(1662)梓《鹤林玉露》，宝历九年(1759)《韩诗外传》等。

文本中除了汉籍内容外，日本人只增加了训点，额外无其他任何增减。

3、校定本

一般放在天头处，体现了日本人对汉籍一种浅层次理解。这种校定的做法在江户时代各个历史时期普遍存在，校定本亦较多。而且，校定本一般都有训点。

如元禄八年(1695)《文中子》，卷一天头共有四处校定，其中“顷当作必，疑传写之误”“折冲者，折兵冲也”两处为文字校对。

一般，校订本文字比对简略、校定较少，亦有比对仔细、校定反复的，如文政十一年(1828)《锦字笺》，仅卷二便有二十七处。

4、注解本

注解本所言之“注解”，指的是日本人对汉籍的注释、解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注解人对汉籍含义、思想的理解。与校定本相比，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大多数注解本具备了训点本和校定本的特征。

注解文字通常放在版面的天头、左侧、右侧，通过版线与正文分隔开，复杂一点的注解内容有时对正文形成一种半包围的样式。

5、重编本

重编本是指日本作者出于某种目的，将诸多汉籍打乱顺序、杂糅到一起，编排成一本新书。如《唐诗遗》按照五言诗、七言古、五言律、五言长律、无言绝句、七言绝句等六类编排，共收录宋之问、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等130余位唐代诗人的作品。其文字为汉语，内容完成是中国典籍的选编。

同理，庆应元年(1865)日本人浅见安正编《靖献遗言》文字亦为汉语，内容为叙述忠臣义士生平事迹、摘录代表作与名人之评述等，包括屈平《离骚怀沙赋》、诸葛亮《出师表》、陶潜《读史述夷齐章》、颜真卿《移蔡帖》、文天祥《衣带中赞》、谢枋得《初到建宁赋诗》、刘因《燕歌行》、方孝孺《绝命辞》等八种。

6、著述本

著述本是指日本作者根据自身对中国典籍、历史等的理解、研究，著书立说，从而形成的一种新书。

如日本人横田惟孝著《战国策正解》，其与汉籍《战国策》相比，重新编排了内容。全书分为西周、东周、秦(上、下)、齐(上、下)、楚、赵(上、下)、魏(上、下)、韩、燕(上、下)、宋卫中山等十卷，每卷按照在位王侯顺序编排内容，每部分中各篇章也根据需要组合，如卷一西周，汉籍《战国策》“西周”位列卷二，其中《严氏为贼》《周共太子死》两个篇章原为汉籍《战国策》“东周”卷，在《正解》中被移至“西周”卷，而《周君之秦》一篇则舍弃不录。

价值

中国古籍有很多散佚海外，北宋司马光（或谓欧阳修）所作的《日本刀歌》中写道：“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据说秦始皇时御医徐福带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带去很多古籍，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古籍被毁，在日本却得以保留。

和刻本品种多、刻印美，在内容方面，也往往涉及中国旧学问，许多著名汉学家如赖襄、冈千仞、内藤湖南等都属造诣很深者。对于中国学术交流和研究有着多方面意义，直接体现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实态，对研究日本文化思想史亦关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