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怎样成为重九起义领导人

李开林

本文考证同盟会发动唐继尧反对清王朝的细节，议定由唐继尧攻打总督署，重九起义胜利后成立军都督府，唐担任军政部第二次长。

从1906年开始，云南同盟会员杨振鸿、黄毓英、马幼伯、杜寒甫、张文光等人在滇西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活动，举行过多次起义失败后，1910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省城昆明。联络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唐继尧参加公费留学期间，跟随同学参加过同盟会，但在云南河口爆发起义需要实力支援等关键时候，却与同盟会离心离德，反对留学生回国支援起义。1909年唐继尧毕业回国后，先后担任督练公所提调、步兵营管带、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官、监督。

现在云南省博物馆的长期展览，把云南重九起义的领导人定格为蔡锷与唐继尧两个人，这话从何说起呢？

云南省博物馆的长期展览，把云南重九起义的领导人定为蔡锷与唐继尧两个人。

一、唐继尧参加同盟会活动

“唐继尧在士官学校学炮科，而所任第一营管带系步兵军官职务，因此操场术科显见外行，担任管带仅月余，就奉调讲武堂监督[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1页]。”唐继尧不能胜任营管带工作，但对清政府的服务很积极，“不辞劳瘁，凡所献替，多为大府嘉纳”【注：庾恩暘《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第14页，1917年云南图书馆发行】。

这时期同盟会员正在积极发动军界人士，包括对唐继尧的联络动员。讲武堂学生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个磨拳擦掌，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唐继尧的排满情绪开始抬头，再加上他看到了“满清末运将终”，武装起义已不可避免，再继续依靠清政府获取荣华富贵已难于指望。于是唐继尧才参加了同盟会员的活动。

唐继尧虽然表面上回到革命力量一边，但并不积极。因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与清政府情思绵绵，难以割舍，所以到了革命的关键时刻，唐又摇摆不定。

同盟会员黄毓英、马幼伯、杜寒甫等人，从滇西转移到昆明，进入新军。黄毓英担任第七十三标的排长，他以哥老会身份为掩护，在军内进行发动工作，每夜熄灯令下，潜入士兵宿舍，燃烛低呼，痛陈清政府种种罪行，“由是遍及全营，未一月而一军皆思反正，执政者不之觉也”，“如是久之，滇军泰半入党矣[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69页]”。

1911年（辛亥），云南经过同盟会长期的发动组织和兵力布置，条件已经成熟，“迨四川路潮发生，军界同志跃跃欲动，当推定各标、营之负责人如左，准备举事：（一）步队第七十三标：排长黄毓英。（二）步队第七十四标：排长邓泰中。（三）步队第七十五标：吴传声。（四）步队第七十六标：张文光。（五）炮标第一营：杨蓁。（六）炮标第二营：管带刘云峰。（七）炮标第二营：管带范石生。(八)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注：台北出版，国防部史政局编纂《开国战史（上）》，第197页，1976年正中书局印行。]”这里面有没有唐继尧的身影呢？没有，还需要同盟会员进一步联络和发动，才能争取唐继尧真正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

同盟会员李根源从日本留学回国，在担任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期间，利用星期天时间带领学生去黑龙潭风景区，游玩过程中对学生宣传反对清王朝的民主革命思想。在现存的所有云南文史资料中，唯一能反映出老师在郊游时对学生宣传反清革命思想的资料只有这一件。近年云南有的人为了抬高唐继尧，就把这事迹移植到唐继尧身上，在网络上写文章，说唐继尧带领学生去郊游，趁机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

二、同盟会联络发动蔡锷参加起义

蔡锷是留学日本归国的湖南籍军官，担任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1911年5月云贵总督李经羲请调蔡锷到云南担任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旅长），下辖第七十三标和七十四标(团).蔡锷到云南后谨言慎行，在政治方面不做任何表态。同盟会昆明机关负责人黄毓英冒险去面见蔡锷，做发动工作。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9页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记载：“蔡镯并非同盟会中人,为什么在重九光复时会做全省的指挥官,人人听令指挥,后又推举他做云南都督,这不是偶然的事。就我所知,蔡是滇督李经羲特别从广西奏调来滇训练军队的人。李很相信他,蔡本人也有很大的作为。而黄子和冒险去密见蔡的面,游说他和同盟会协作,是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当黄到蔡家去见蔡,说明来意后,他问黄:‘你怎么敢来见我?’黄答说:‘不怕你我才来见你,要是怕你,我就不来。’黄将云南当时情况详细谈后,蔡慨然的对黄说:‘我接受你的来意。请你转告同人,我自会应用时机,机会到了就干。但是要特别小心,不要稍有泄漏。’在这个时间,凡是李经羲对士官生中有怀疑的人,蔡都尽力代为解释和掩护。这样,使当时的革命工作得顺利地进行。蔡督滇的由来,实根源于此”【注：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9页】。后来起义条件成熟，蔡锷果然支持了革命。

范石生《云南革命史》，载于《中国国民党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二册《各省光复》（上），第296页。台北，1966年正中书局印行。

除了黄毓英面见蔡锷进行发动之外，同盟会还把联络蔡锷的具体任务交给唐继尧。范石生《云南革命史》写道：“前清宣统三年正月，开同盟会滇支部干部会议于铜牛寺，到会干部刘之元、陈少华、何克夫、邓泰中、吴传声、黄毓英、杜韩甫、马幼伯、杨蓁、田钟谷、吴品芳、范石生，议决成立滇支部，促进全滇革命工作，并严定党员人选。克夫旋即回港，是年春，本党大举图粤，由会议决定，派秦炳同志参加，三月二十九日殉焉。

当三月二十九日，失败消息由何克夫、黄克强两同志传达至滇也，适讲武堂甲班二期正野营演习中，同志莫不悲痛，尤以吴传声为最甚，梦中频呼：‘中国亡矣……’。同学惊觉，询传声所以，传声因势鼓吹之，而全校革命空气愈见紧张。八月甲、乙、特三班毕业回营服务，乘四川路股狂潮，分头运动。七十三标黄毓英负责，七十四标邓泰中负责，七十五标吴传声负责，炮一营杨蓁负责，二营刘云峰负责，三营范石生负责，机关枪营李凤楼负责，皆同盟会同志也。七十六标驻防迆西，黄毓英、杜韩甫、马幼伯先一年已布置妥当，嘱听张文光同志指挥。是以迆西光复，在省会前三日；骑辎营无本党同志，是以光复时，未能一致，因陈少华同志，已先离队伍故也。各同志同学分入十九镇，而武汉首义消息适至，黄毓英、邓泰中两同志，东川人也，唐继尧亦东川人，由黄、邓两同志担保，唐可听本党命令，并任邀三十七协统领蔡锷加入，乃决定在唐继尧宅会议，本党公推黄、邓两同志列席，于是议决公推蔡统领鍔为首领，李凤楼为参谋，负军事计划全责，并决定重九夜二时集合，四时占领阵地，拂晓攻击督署及军械局，罗佩金、李根源均未参与此会也。及期，七十三标三营因发子弹，而士兵与前队队官唐元良冲突，击毙元良，枪声一起。丁锦即在标本部指挥卫兵向三营射击，秩序因之大乱，昨李根源因讲武堂监督沈汪度告知，遂肩舆入李鸿祥营，乃帮助各官兵焚烧标本部，并随队入城，主焚学使署暨虹溪试馆”【注：载于1966年，《中国国民党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二册《各省光复》（上），第296页。台北，正中书局印行】。

这里记载了会议公推蔡锷为首领，李凤楼为参谋，反映出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的地位和作用比步兵第一营临时管带唐继尧的高。现在一些宗派势力把联络蔡锷的功劳完全挂在唐继尧身上，不提首先是黄毓英面见蔡锷得到赞同，不提同盟会把联络蔡锷的任务交给唐继尧的这种上下级关系。并夸大其词说如果不是唐继尧联络蔡锷参加起义，那么将会使起义受到损失等等，似乎蔡锷在重九起义爆发时会利用协统职权镇压革命。

三、重九起义时的几个重要军官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由于敌众我寡，同盟会在滇西发动多次起义，都先后失败了。在昆明发动新军，进行周密的准备工作。

重九起义的两大主力，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朝昆明城进攻。步兵第七十三标的统带丁锦是背影拍，重九起义时逃走了，步兵第七十四标的统带罗佩金是同盟会员，是重九起义的将领之一。

李鸿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叙述：步兵第七十三标有三个营，其中两个营的管带成维铮、齐世杰，是北洋系，重九起义时见势不好就逃走了。李根源与营管带李鸿祥，率领临时管带刘祖武，临时管带马为麟，三个营从北校场向南进攻昆明城【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第28页】。

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叙述自己担任率领任务：“初拟以我率讲武堂学生居城中为内应，继改由我率领七十三标李鸿祥、刘祖武等部占领军械局、五华山、圆通山等处”【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36页】。

李根源和李鸿祥，不能算重九起义的领导人吗？

步兵第七十四标三个营和炮标三个营以及机关枪一个营，驻扎在城南巫家坝，起义时由三十七协的统领蔡锷率领，唐继尧只是巫家坝七个营管带当中的一个临时管带，其地位和作用都比不上其他的管带，无论怎么排序，唐继尧都不能算为重九起义的第二号人物。

谢汝翼《光复滇省事略》，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60页

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叙述：至八月初间，讲武堂学生三百余人意起革命，欲于八月二十日（公元1911年10月11日）特别班百人毕业，李督经羲到堂行毕业式，发给文凭即行刺杀，共同举事。此计划被唐继尧、沈汪度知道了，告知营管带谢汝翼。谢汝翼持反对意见，“以时机未到，如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极力阻止之”，于是唐继尧和沈汪度就回校阻止学生举事【注：载于《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页，又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60页】。暂且不说讲武堂学生起义对不对，仅从唐继尧和沈汪度有事就从讲武堂跑去巫家坝找炮标第三营管带谢汝翼商量，谢汝翼不同意就办不成，反映出唐继尧沈汪度的地位作用比不上谢汝翼。

谢汝翼《光复滇省事略》，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61页

谢汝翼《光复滇省史略》还叙述：武昌起义消息传来后，军官们举行了七次会议。第一次是阴历8月25日在沈汪度屋里，开会的有蔡锷、刘存厚、韩凤楼、谢汝翼等人，没有唐继尧参加。第二次是阴历30日在唐继尧处，开会的人有谢汝翼、刘存厚、黄毓英、邓泰中、李鸿祥、沈汪度、罗佩金等人，并请标统罗佩金迅速发子弹及拟定作战计划。第三次是9月初3日在刘存厚处，开会的有蔡锷、李鸿祥、沈汪度、殷承谳、韩凤楼、雷飙、张子贞、唐继尧、黄毓英、刘云峰、黄永社等，这十多个军官还歃血为盟，“愿同生死共患难，啮齿沥血，和而分饮”。

第四次是是初7日在唐继尧处，开会决定9月初9日夜发难。第五次是在七十四标本部，开会的有协统蔡锷、标统罗佩金、步、炮两标各营管带。第六次是9月初9日午后三钟，蔡、李、沈、唐、张、雷驻军会议。第七次是9月9日下午八时在七十四标本部，开会的有蔡锷、刘存厚、雷飙、刘云峰、庾恩暘、罗佩金、谢汝翼，“以凤楼携来之防御计划，与汝翼所编之作战计划，共参酌，作一攻击计划”。唐继尧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从审定作战计划的工作看，唐继尧的地位作用比不上李凤楼和谢汝翼。谢汝翼死于1914年，担任拟定作战计划的营管带生前写作的这篇文章，应当是比较可信的吧！

四、重九起义的核心人物黄毓英

滇军内倾向于革命的中上级军官是个什么状况呢？正如刘存厚所说：“滇中军界党派分歧，互相猜忌，而各党中具有革命思想者虽不乏人，均各不相谋，未能一致。”有人把这句话解释为同盟会内部涣散，其实这句话指的是各种党派之间的分歧。

革命形势推动着各党派一步步向前走，所谓起义时机的成熟，说穿了就是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在长期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对各党派军官的思想发动工作的最后完成，黄毓英纵横奔忙，协调几伙人的步调。

在最后一个多月的发动落后军官的过程中，积极活动的军官逐渐被清吏觉察，清吏准备采取行政措施扼杀革命。而军官们在黄毓英等人的联络推动下多次开会，有的军官对起义仍然犹豫不决。同盟会发动中上层军官，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宗旨是正确的，为了顾全大局，以忍让求团结，导致迁延时日错过多次战机。

9月初6日（阳历10月27日）张文光率领腾越辛亥革命成功，云贵总督李经羲非常惊惶，不仅调集兵力加强了武装戒备，而且撤掉了昆明新军内“想反叛大清”的黄毓英等几个军官的职务，对不便撤职的军官罗佩金、李鸿祥等，又行调虎离山之计委派出差。李经羲还下令收缴士兵枪支，情况已很紧急。

9月初7日晚军官们再次开会，研究如何起义。唐继尧等军官这时仍然下不了决心，黄毓英气愤极了，在会议上大义凛然地逼迫要挟军官们起义。据《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记载：“黄君提议后，在坐者俱面有难色，黄睹此情景，勃然大怒曰：事急矣，诸公若不从我之主张，倘事机败露，余亦不愿独享烈士之名，必谓与诸公同党。群皆吐舌，呆若木鸡。于是最高级之军官，皆以黄君之言为当【注：《杨秋帆黄子和两君事实》，民国初年手稿，佚名，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在众人呆若木鸡时最高级之军官蔡锷赞成黄毓英意见。

《黄武毅公事略》，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0页

又有《黄武毅公事略》记载：“坐中有犹豫者，公要之曰；今事机已急，诸公若不见许，英请独任之，幸而战死则亦已耳，不幸就捕，必自承与公等同谋。不忍独为烈士以贻公等羞。众大骇，议遂决[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黄武毅公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270页]”。蔡锷撰写的《黄武毅公墓志铭》也无所回避地记载了黄在会议上要挟军官的这个情节，可见当时黄毓英等同盟会员发动唐继尧等军官是多么费力。

唐继尧对起义的态度比较犹豫，直到黄毓英勃然大怒地要挟之后，唐继尧才转变态度，于是总指挥蔡锷作出起义决定。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也叙述了各人表态的先后次序：“黄毓英说：‘别人不干，我就单个干。’唐继尧亦赞成干。蔡说：‘那么就决定初九起义。’于是讨论部署”。有些人居然在为云南省志起草黄毓英传略时，把历史捏造为“有人对起义迟疑不决，唐主张立即起义，黄表同意”，幸而在《人物志》定稿时没有得逞。

重九起义的发起人是激进派，是黄毓英为代表的同盟会昆明机关，并不是迁延主义者唐继尧。

五、起义前举行军官会议约十次

现在的人论及重九起义的事前准备，往往以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所列五次会议的表格为论据，但事实上起义前开过的会议不止五次。

五次会议之前军官们多次开过会议，例如重九起义的副指挥李根源参加过的几次会议，刘存厚文章里没有记载。谢汝翼记载第五次会议是9月初8日在七十四标本部，开会的有蔡锷、罗佩金、步、炮两标各营管带。以及初9日午后三时蔡、李、沈、唐、张、雷诸人研究起义是否延期的会议，还有9月9日晚8时蔡锷在七十四标本部的会议，在刘存厚所列表格中都没有提到，参加过会议的人也没有被刘存厚记载齐全，现在宣传重九起义怎能仅仅以刘存厚列表所说的五次会议为史实依据呢？当然，对于开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超过一年半载之后可能记忆得不很细致，我们不能苛求与古人，可以互相对照着考虑。

滇军军官们之间的亲疏关系常使回忆录写得不够狠真实，对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对于写稿时已经身居要职的人，就多写点功劳；对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人，就不写功劳；对军外民众武装力量参加重九起义的事迹干脆不写。刘存厚的文章就是这样，自己只参加过五次会议，在回忆录中就写会议只有五次，对自己和对当时已是贵州都督的金兰兄弟唐继尧，写作时就夸大其功劳，而把黄毓英、李根源、李鸿祥、邓泰中等努力推动军官们起义的重要人物排除在“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外，贬低为“可共事革命之人员”，表格中把唐继尧名字排列在蔡锷之后，给人一种唐继尧好像是第二号人物的假象。把九月初三的会议记为九月初四日，把“歃血为盟”的仪式改变为歃纸为盟，在纸上写16个字，火化焚于酒中分饮之，一点儿血气都没有。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84页

六、重九起义如果拖延时间则会造成重大损失

9月初9日当天上午，情况已非常危急，居然还有人要求延期起义，“至九日午前李君(鸿祥)方筹画进行，忽接唐君继尧送到刘君存厚手书云：七十四标子弹皆空，不能举事，请缓期，李君阅书，顿足大恚，适公（黄毓英）在侧，进而言曰，若再缓期，事机败矣，我等皆为虏矣；是不可不行，李君乃急入城，诣讲武堂。适蔡君由巫家坝归，复集合会议，决定是夜举事[注：《云南革命伟人黄武毅公行述》，黄永社、刘祖武、李植生、禄国藩、张子贞、沈得全、李修家、蒋光亮、王秉钧等谨述，大中华民国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手稿，存云南省图书馆文献资料室]”。

在重九起义中，唐继尧只是个中层干部，刘存厚参加过的五次会议唐继尧都参加过，但每当遇到有人阻挠或要求推迟起义行动时，唐就站在阻挠或推迟意见的一边，当时的人称这种态度为“迁延主义者”。革命不积极，正是唐继尧“名利心比较淡泊”的真谛。当时因为唐继尧思想比较落后，所以清吏不太注意他，在他们住宅开会相对安全，这不等于说他是激进派，更不能以开会的地点来认定唐是领导人。

重九起义如果再推迟，后果将会很严重，因为军内外同盟会员的准备工作已被清吏察觉，不仅黄毓英、罗佩金、李根源、李鸿祥等革命最积极的重要军官将被迫离开军队，而且比较后进的军官也将会暴露。更重要的是：“李经羲调南防之巡防卫队两三营来省垣预防，先头已于重九之夜抵呈贡。如起义发动稍迟，敌援兵抵昆，我军袭击即难奏效，势必形成正式对阵作战，而我军五子枪每支又仅有五发子弹，仅足一分钟使用，如此则昆明光复必将付出重大牺牲作为代价”[注：李鸿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32页]。

李鸿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32页

《邓君泰中事略》也在感叹：“屡欲由堂起义，以时机未到，或阻力横生，中止。……定期重九日举事，长官中仍有迁延主义者，时清大吏防范严，事几破坏，黄毓英力言机不可失，泰中亦奔走呼号，请如毓英议。卒于重九夜会师入城，宣布光复”[注：《云南光复诸人事略·邓君泰中事略》，《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309页]。

《邓君泰中事略》，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309页

七、唐继尧怎样攻打总督署

现在有人夸大唐继尧在重九起义中的功劳，说唐继尧如何如何主攻总督府，但是我们翻开云南辛亥革命资料就能发现，唐继尧在起义中表现平平，值不得表扬。“夜间十二时蔡锷率领步兵七十四标三个营和炮标两个营，由巫家坝出发向省城进攻，七十四标统带是罗佩金，步兵第一营临时由唐继尧任管带。唐先任管带仅月余，回任临时有障碍，但因杨蓁与范石生事前对该两标官兵已经秘密联络，故由杨、范各带手枪随同蔡锷辅助掌握部队，如遇反抗障碍，即时由杨、范排除[注：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45页]。”临时回军队任第一营管带的唐继尧，其权利和作用，甚至比不上讲武堂毕业生杨蓁、范石生。

重九起义将星云集，除蔡锷、罗佩金、李根源等高级军官外，仅营管带就有刘存厚、雷飚、谢汝翼、刘云峰、庾恩旸、李凤楼、韩凤楼等很多人，把唐继尧夸大为领导人是极不妥当的。

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文章里看不出唐继尧有什么功劳。刘存厚的《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记述会议决定攻击之计划，起义前曾安排唐继尧的任务是主攻总督署（制台衙门）。但起义中唐继尧并没有如期去做。重九之夜唐继尧带领七十四标第一营到达南门，在南门就没有前进，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去打总督署。刘存厚为催促唐继尧，主动找唐协商共同攻打总督署的办法。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志》，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22页。

刘存厚这篇文章写自己找唐继尧协商，催促攻打总督府的情况：“……又李经羲前调蒙自防军四营回省，计日将到，时机急迫，军心渐摇。存厚同唐继尧协商分道合击督署，唐营经三牌坊由二纛街破壁向督署攻击，存厚率第二营经陆军小学堂、福照街由二纛街破壁向督署攻击，计划将定，时已十时五十分矣。此时接得军械局被我军攻开捷报，军心欢忭，士气大振，即往取多数枪炮弹，首由南城炮兵猛向督署攻击。正拟以七十四标第一二营继续前进，殊炮才数发，督署卫队及甬道街之辎重兵纷纷溃走，守督署之机关枪排长白正光，亦携机关枪二尊之机柄来降”。刘找唐催促，并商议各带本营兵力分头经二纛街去攻打总督署，从而完成起义前的既定任务，但是，无论既定任务也罢，商议催促也罢，唐继尧都不肯行动，军械局被攻下的捷报传来，军心大振，唐继尧仍然不去攻打总督署。

刘存厚按照协商分工的方案去打总督署了，却没有得到唐继尧的助攻，幸得七十三标兵力支援。守军投降，刘存厚攻入总督署之后，仍然不见唐继尧的到来。

刘存厚文章继续写道：“督署之占领：……十二时顷，存厚即派本营左队官禄国藩率左队占领督署。该队先头甫进西辕门，尚有卫队在大门内放枪，我军还击，南城之炮兵闻督署枪声，复开炮向督署轰击，遂误击毙左队兵一人，伤数人。午后一时顷，七十三标某队亦至督署，协同占领。存厚即单骑入督署内巡视，见署内办公室及李督私室，一切陈设井然未紊”。

从李鸿祥《增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的叙述，可知总督李经羲是夜间携带家眷经二纛街逃到东大街如意巷肖巡捕家躲藏，署中守备空虚而被起义军占领。如果重九之夜唐继尧从二纛街向督署进攻，那么说不定就能在二纛街抓获李经羲，可惜唐继尧是第二天在刘存厚占领后才进总督署。

李鸿祥是从北较场向南进攻昆明城的第七十三标的营管带，战斗中情况错综复杂，对于占领总督署的是七十四标的哪个营说不准确。只有刘存厚能说清楚是“本营左队官禄国藩率左队占领督署”、“七十三标某队亦至督署，协同占领”。对于七十三标来支援的是哪个队，刘也记不清楚了。

刘存厚《云南光复阵中日记》，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第24页

唐继尧并没有攻入总督署，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更没有去攻打五华山和军械局，而是一直滞留在南门。

为什么唐继尧不去执行任务？是贪生怕死，还是故意要保留总督署？近年有人写书夸耀说：“唐继尧身先士卒，首先攻入总督署”，巧妙地捏造事实，欺负人们没有时间去翻阅历史资料。

八、多家博物馆宣传唐继尧是重九起义领导人

1911年11月1日成立云南军都督府，黄毓英在重九起义中功劳最大，拥护的人多，《黄武毅公事略》记载：“事定，于五华山建立军政府，众意属公（黄毓英）领都督。公以资望学识，当首推蔡君锷，议乃定。”军都督府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政府各机构的建设。

李根源撰《雪生年录》记载重九起义前后开会战斗及建政情况：“分配任务仍以余率讲武堂生居城中为内应，余以事易，不足为，愿为其难适七十三标统带不附，余偕李鸿祥、刘祖武，夺其兵，攻城西北面，据五华山圆通山，占军械局……是日所发布告，松坡署衔曰正司令，余副署衔曰副司令。十一日公推蔡公任大汉军政府云南都督，余任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议长，军政部次长为李曰垓唐继尧”【注：李根源《雪生年录》，1929年排印本第21页】。

1929年排印本《雪生年录》，李根源撰，第21页。

现在云南的一些宣传媒体和革命历史展览，往往以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都督府内所占据的官位高低，来推断功劳大小。那就看看官职高低吧：唐继尧经蔡锷提拔，先后担任了军政部第二次长、参谋部第二次长职务，在军都督府中，地位仍在都督蔡锷、军政部总长李根源、次长李曰垓、参谋部总长殷承瓛、次长谢汝翼、军务部总长韩建铎之后，唐继尧能算是多大的领导人？

两个月后唐继尧带兵三千人去“假道援黔”，1912年3月3日颠覆了贵州辛亥革命政权，血洗贵阳制造万人坑，3月4日抢得贵州都督职务，获得高管厚禄，立即下令清乡，搜捕杀害散居各县的同盟会分支机构贵州自治学社数万名手无寸铁的会员，但也不能以此倒推说他在昆明重九起义中就有很大作用和很高级别。任何把他宣传为重九起义的“发起人”、“领导人”、“领导人之一”的提法，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辛亥革命十三年之后，唐继尧及其幕僚于甲子年腊日（1924年）印刷发行了《唐继尧》一书，系铅字排印。其中第7页叙述：“举兵之夜,唐氏以大炮射击督署，击毁署内房屋数十处，死伤督署卫队数十人,擒斩兵备处总办某及辎重营某管带。黎明遂克督署，清督李经羲先已弃职潜逃，藩台世某因属旗籍，为乱所杀，督署卫队千余人,完全投诚，乃派兵助攻军械局，克之，省城大定”。这段文字虚夸唐继尧的功劳，甚为荒唐。所谓“唐氏以大炮射击督署”，其实并非唐氏射击，而是炮标的营管带射击。所谓“擒斩兵备处总办某”，兵备处总办是王振畿，《雪生年录》记载是被彭肇康杀死的，不是唐所杀。所谓“辎重营某管带”，辎重营管带是范毓灵，李鸿祥《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叙述：“在攻下军械局时，谢汝翼、刘云峰、庾恩暘炮轰总督署。开花炮弹击中庭中大树，把树炸倒，范毓灵惊死”。文章把不是唐继尧杀死的人归功于唐杀死，炫耀扭曲的价值观。古诗曰：“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李根源《雪生年录》说：“布政使世增、兵备处总办王振畿、参谋长杨集祥，余不能保护，致死于非命，余能辞其咎耶？”对照《唐继尧》文章的观点，善良与邪恶，明若观火。《唐继尧》文章承认唐继尧进入总督署时李经羲已经逃走，说明在李总督逃走之前的重九之夜唐没有从二纛街去攻总督署。藩台是布政使，管理赋税民政的，藩台世增不是重九之夜被杀的，而是重九之夜抓起来之后关押看守，第二天被看守人员杨友棠不经报告请示就擅自杀掉的。初十日上午十点钟第73标攻下军械局之后，派一队兵力协助刘存厚，十二点钟才攻下总督署，这文章里写成了黎明攻下总督署后才去攻打军械局，错得一塌糊涂。

云南的辛亥革命历史，被那些有话语权的人添加了重重谎言，云南建水朱家花园风景区内的历史展览，以及其他地方的展览，照抄云南省博物馆的作业，都把唐继尧列为重九起义的领导人，堂而皇之地高调宣传。无论观众指出其中的多少破绽，仍是要坚持不懈地指鹿为马。

云南建水朱家花园风景区的历史展览，把蔡锷和唐继尧列为云南重九起义两大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