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墙者说～赵熊

□赵熊

■书法篆刻者，艺文糅合之综，人生外化之象。其以传承获技，以涵养取道。技之不存，魂之无所附焉，道之不立，徒使漫天飞蓬。

■艺道者，本源于心，法外能游，则自成趣。

■师天地、敬自然、知人道，虽古今万殊，其理一也。

■从艺之道，游心主事，不可不认真，亦不可太认真耳。

■书法创作是书者心境的写照、情感的阐释。

■“个性”这个词是一种带有中性意味的表述。在艺术创作中，唯有彰显美的个性才能体现出其恒久的价值与魅力。

■对艺术的追求应贯穿于生命的始终，故探索与变化是绝不可少的。就我自己而言，假如思维与躯体共存一天，我仍要努力学习，不断变化。

■时下，似乎人们对“风格”与”形式”有些混解，好像那种表象的形式雷同就可荣获一顶“风格”的桂冠。其实我以为真正的风格存在于那种无论表象如何变幻，而始终蕴藏于“质”的独特语言之中。表面的所谓无风格，也许正是其风格所在。从人生的哲学上讲，艺术应该是反映人生的多棱镜，故应是多姿多彩的。

■字俗俗在眼，眼俗俗在心。

■前人有“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名句，但这种瘦硬未必是直来直去、状如枯柴的模样。刚中能柔才可臻瘦硬的真境界。

■篆书是一个比较庞杂的古文字系统，如果以艺术形式为目的进行学习，宜将篆书归纳为商周金文、石鼓文、小篆和秦诏汉金四个类别。在这四类篆书中，彼此之间既有承袭关系，又各自表现出不同的书法特点和艺术表现力。

■吴昌硕石鼓文书法虽源自秦石鼓文，但加入了主观的、艺术性的改良与创造。总的来说，吴书的改良基本表现在对动态的追求和对凝重浑厚风格的追求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成功，则又与吴氏运用毛笔体现和发挥书写特点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从严格意义上说，金石气息可纳入中国书法笔画形质美的范畴，但所谓的金石韵味唯有在篆书中表现的最典型、最充分。因此，成为篆书中不容忽视、不可替代的一种美学特征。

■篆书自秦以下，一统之势不再。后世书家于秦篆以降留心甚少，唯吴之天发神谶碑颇受注目。是碑虽改秦汉宗庙之风，仍囿于一家格调，难觅古法精髓。实则篆书入汉后，随物变迁，生机勃发。或如灯铭印玺之严饬，或如碑额瓦文之流动，其文或刊或铸，气象纷呈，与汉代艺文之庞博宏大并行不悖，内中精神海阔天空。余治印四十余春，虽遵崇汉法，近岁始悟汉篆之妙，尝于斗室中玩味自娱，东鳞西爪或获心得。

■隶书是中国书法中重要的一种书体。说其重要，不仅是因为它在我们常说的“真、草、篆、隶、行”五体中独占一席，更因为隶书作为中国汉字文字中“今文字”之始，在古今文字演进中有着独特的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就技法而言，行书是诸体中从笔法、结构到章法最少约束、最多发挥、最具表现力的一种书体。因此，可以说行书有其书写容易的一面，但若将这种看似容易的书体上升到艺术的层次，也就比其他书体少了许多遮掩，因而越显得不容易了。

■摹古鉴今未守成，消磨日月晦兼明。墨痕万变清颜老，毫颖终归人性情。

■我爱米翁八面锋，恣情摇曳变霓旌。乾坤大化天然态，墨象混沌有心灯。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的是杂糅，是杂糅中的融会贯通。诗书画印中篆刻虽名列末位，却断断少不了前三者的滋养。其被人呼为小道，然内中海阔天空气象，非惨淡经营者不能与语也。

■所谓篆刻，具体可指以篆书镌刻印章，本质上当指以文字为载体、在印面上所营造出的那种有着几千年文化积淀的金石气韵和精神。

■治印虽小道，当主以正大光明气象，始能绵延久长。

■治印之道，区区方寸，包含大千。方圆可知天地，阴阳宣乎自然，虽取法万殊，当一以贯之。

■治印须有情有理，无情则无动人之处，无理则无立足之地。

■多样统一为美学之概。篆刻虽方寸之事，其以统一为归旨，以变化见神采，舍任一而不足称艺。

■能否多元摄取、融会贯通，关乎当代从艺者艺术历程的深度与广度。

■治印不是一种纯技能的艺术，它至少与古文字、书法、平面设计以及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故单纯地在方寸之间耕耘，恐难有丰富收获。

■印人如果是纯粹的”印人”，大约也是很难作长久的。我想至少如传统所说，应在诗书画印诸方面多头进取。更重要的是，“印人”首先应是哲人，否则很难最终创作出高品位的作品。

■“千文一面”式的刻印，大约和“誊文公”式的抄写没有多大差别。

■篆刻虽为小道，然有成者必为有心者。

■假古玺形式表现写意印风，是当代印坛的一大亮点。之所以“亮”，是因为此领域明清诸子所未能涉猎者，故而也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和艺术风尚。

■印章创作能于传统中出新最好，即便退一步说，不能自出机杼，而能与前人晤对叙谈，也是一种享受。

■印虽方寸，气贵开张。纵取杨柳之态，亦须云水风度。

■印忌太方，太方则无趣；线忌太圆，太圆则乏力。

■治印之道，妙在排布。以汉字固有之结构，分朱布白、开合虚实、滋生动静，令有生机、有意味。究其理，则与世事相通。

■布局之妙，贵在出乎预料，且能合于情理也。

■虚实转换令如太极阴阳之图，始见布局之功。

■用巧是篆刻章法中重要手段之一，其因印风而异，故又有度的变化，妙在恰到好处，不露痕迹。

■分析“日庚都萃车马”印时，特别为其布局中心部分的S形留白而倾倒，那是一段曼妙的舞姿，优美着充满男性气息的古代“凭信”。由此也可知印章不只是“刻”的艺术，更是“留”的艺术——留白的艺术，特别是在古玺模式的印作中，留白的分布、留白的形态、留白的面积，都是印面文字赖以激活生命的关键。

■前人关于入印文字配篆极为讲究，甚至有“一字不合不动刀”的说法。今时或者不必太过拘泥，但还是以通达为宜。这犹如长期以来关于格律诗如何改革的争论，再怎么说，声和韵的规矩还是要有的，其所不同者是宽严到什么地步。

■先秦古文字字形多变，更不乏奇诡之态，入印时若一味长其势，则易失蕴藉古韵，更甚者则入恶途。

■大凡汉印，多取平直方折之势，并藉以奠定风格。然汉印之妙，在于变斜曲圆转于其中，知变者真知汉印，不变者类如画符而已。

■汉铸印在铸造中常出现流走现象，形成笔画之间的粘连。这种形式被后来的印人发挥成残破的手法，一般多用于白文印，其目的在于模糊小结构之间的分离关系，以增强整体感。

■以平直结构取法的印章形式，最忌状若砌墙，总须在平直中生出些动态来，方有趣味。其手法无非有二：一是变势，或斜或曲；二是变形，或相细或虚实。

■无侧正不能变化刀法，无虚实不能变化章法。

■在篆刻过程中，刀法是手段，服从于线质线形的需要，故有正侧、徐疾、收放之变。

■长冲刀一冲到底，线条易流畅痛快；短冲刀则顿挫分明，能在线条两侧运用不同的长短节奏，塑造出丰富的、具有立体效果的线形。

■以冲刀刻白文印，一忌刀下无侧正轻重变化；二忌有冲无留，失之于狰狞外露。

■限于传统对中锋的偏爱，侧锋用笔颇多非议，于是连篆刻中的侧锋用刀也被株连了。实际上正侧相倚相生，相辅相成。全侧易失之单薄，而全正则难于变化。况且，刀与笔之间并不能等同并列视之。

■阴阳篆印赖刀工，正侧徐疾有异同。铁笔能从毫颖悟，由心造境第一重。

■刀法形式是为线质线形服务的，倘若能心中有线，则刀法便随心活用了。

■精致工稳一路的印章，一般刻到温文尔雅的程度相对容易，倘若于己有独到心得，于人能触动心弦，就是另一层境界了。

■鸟虫篆印因其装饰意味及繁缛结构而独立于其他印章形式。事物凡举其所长者，必定是其所短易生之处。鸟虫篆印亦如此，贵在能装饰而简约，能繁缛而虚灵，则境界自高。

■圆朱文的本质决定它们不可能风云际会、弓角震呜，但在浅吟低唱中仍能有适度的激越与变奏。

■小印之妙，一在气韵，二在巧思。倘若没有气韵，小印也就真的小了，小器而已。如若没有巧思，平淡乏味，难免一览无余。

■印之款识，形式重要，然非首要。款识之义，重在属文记事，若一味谋画形式，则于篆刻有夺主之嫌。穷款之属，或无心，或无趣，或无奈，其时总有诸不便之处。余早年篆印，尝忽略于款识，近老，方明此种道理，亡羊补牢，或未晚也。

◆大凡汉印，多取平直方折之势，并藉以奠定风格但汉印之妙在于变斜曲圆转于其中，知变者真知汉印，不变者类如画符而已。

◆长冲刀一冲到底，线条易流畅痛快，短冲刀则顿挫分明，能在线条两侧运用不同的长短节奏，塑造出丰富的、具有立体效果的线型。

◆以冲刀刻白印，一忌刀下无侧正轻重变化；二忌有冲无留，失于外露。

◆限于传统对中锋的偏爱，侧锋用笔颇多非议，于是连篆刻中的侧锋用刀也被株连了。实际上正侧相倚相生，相辅相成，全侧易失之单薄，而全正则难于变化。况且，刀与笔之间并不能等同并列视之。

◆汉铸印在铸造中常出现流走现象，形成笔画之间的粘连。这种形式被后来的印人发挥成残破的手法，一般多用于白文印，其目的在于模糊小结构之间的分离关系，以增强整体感。

◆治印不是一种纯技能的艺术。它至少与古文字、书法、平面设计以及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故单纯地在方寸之间耕耘，恐难有丰富的收获。

◆印人如果是纯粹的“印人”，大约也是很难作长久的，我想至少如传统所说，应在诗书面印诸方面多头进取。更重要的是，“印人”首先应是哲人，否则很难最终创作出高品位的作品。

◆对艺术的追求应贯穿于生命的始终，故探索与变化是绝不少的。就我自己而言，假如思维与躯体共存—天，我仍要努力学习，不断变化。

◆时下，似乎人们对“风格”与“形式”有些混解，好像那种表象的形式雷同就可荣获一顶“风格”的桂冠。其实我以为真正的风格存在于那种无论表象如何变幻，而始终蕴藏于“质”中的独特语言之中。表面的所谓无风格，也许正是其风格所在。从人生的哲学上讲，艺术应该是反映人生的多棱镜，故应是多彩的。虽然历史上是可举出许多值得我们敬佩的篆刻家及作品，但我仍然认为赵之谦是最值得敬佩的一位，他的丰富多变的作品，就似乎很难能“一言以蔽之”。

◆作为篆刻艺术创作，我觉得丰富多变的作品，其内容与所采取的表观形式应该是相和谐、统—的。“千文—面”式的刻印，大约和“誊文公”式的抄写没有多大差别。

◆从艺之道，游心之事，不可不认真，亦不可太认真耳。

◆艺道者，本源于心，法外能游，则自成趣。

◆治印之道，区区方寸，包含大千。方圆可知天地，阴阳宜乎自然，虽取法万殊，当一以贯之。

◆师天地、敬自然、知人道，虽古今万殊，其理—也。

◆无侧正不能变化刀法，无虚实不能变化章法。

◆治印须有情有理，无情则无动人之处，无理则无立足之地。

◆多样统一为美学之概。篆刻虽方寸主事，其以统一为归旨，以变化见神采，会任—而不足称艺。

◆印虽方寸，气贯开张。纵取扬柳之态，亦须云水风度。

◆印忌太方，太方则无趣；线忌太圆，太圆则乏力。

◆治印之道，妙在排布，以汉字固有之结构，分朱布白、开合虚实、滋生动静，令有生机、有意味。究其理，则与世事相通。

◆布局之妙，贵在出乎预料，且能合于情理也。

◆虚实转换令如太极阴阳之图，始见布局之功。

◆阴阳篆印赖刀工，正侧徐疾各不同。铁笔能从毫颖悟，由心造境第一重。

1949年生于西安，在诗、书、画、印上皆有成就。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西安终南印社社长。出版有《赵熊篆刻集》、《米芾蜀素帖技法赏析》、《怎样学隶书》、《篆刻十讲》、《中国篆刻百家·赵熊卷》、《风过耳堂吟稿》、《明道若昧—赵熊选刻道德经》、《境由心造—赵熊诗文书法篆刻集》等。

赵熊的书斋名为“风过耳堂”，每天刻印、写字、画画，偶尔写诗，与朋友唱和。他有和朋友诗云：“六十年来住旧京，红尘惯看变流行。短长浓淡真人秀，荣辱浮沉假道情。声色绵绵亡犬马，江河滚滚损雄英。云烟未绝群峰乱，但眺青山不问名。”

1949年2月1日，赵熊生于西安。祖籍绍兴，在道光年间，祖上考中进士到西安当官，从此定居。赵熊的父亲做了一辈子银行工作，总是鼓励儿子多读书。赵熊喜欢书画，后来大伯带他拜陈少默为师学习书法篆刻。

少时个性比较内向，赵熊常常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拿块石头刻刻印章，随便画一画，家里人都说这个小孩在做正经事，不去打扰他。赵熊说：“书法如果有童子功当然最好。按我的理解，对当代人讲童子功，好像说天书一样。因为现代生活的环境已经不是用毛笔书写，而是一个硬笔时代甚至就是一个键盘时代，连硬笔都不愿意写。但是，学书法越早越好，相当于一张白纸，按照正式的法度，落的毛病比较少，上正路比较快。年纪越大，积习越深，自己有很多不好的书写习惯，再要进入传统的技法层面上学习，两者经常要互相拧劲。从这一点讲，童子功恐怕有意义。”

赵熊读初中时，新来一位班主任，主张学生每星期写几张毛笔字，当作业一样。这正好和赵熊当时的心态切合在一起，他开始比较自觉地临习字帖。1965年初中毕业，赵熊报考西安美院附中，专业课通过了，到最后综合审查却没有通过，也没有任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赵熊应要求写大字报、画漫画。他回忆：“我们当时就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用篆刻的形式，刻点毛主席诗词，刻点豪言壮语，全都放到批判专栏上去。在陕西，‘文革’期间反倒是以革命的名义，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些艺术传统。”

赵熊在小节上比较随便，大节没考验过。从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到初中，操行评语上经常是“不拘小节”。“文革”时兴“忠字画”，画家向毛主席献忠心，赵熊说：“对毛主席忠，要真正地忠在心里。”这种性格使他受过挫折，反倒刺激了他，使他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喜欢的书法篆刻上，远离政治。“文革”爆发不久，朋友送他一本《道德经》，他读了，感觉很能安抚自己的心灵。他曾在一把扇子上写了四个字：“居地心渊”，这是老子的话：“居善地，心善渊。”有一位原来的小学校长看了以后很吃惊，问他：“你敢写这个东西，你真能做到这样？”

赵熊学篆刻比书法稍晚，因为当年字帖比较好找，印谱难找。他从学习秦汉印开始，“秦汉印是正大气象。学术界认为秦汉印是中国印章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以前将古玺印排除在外，认为还不够成熟。实际上，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秦汉印以前的古玺印里也有很多好作品，是另一种气象，另一个高度。”他说。

赵熊的印艺独具一格，他是西安印坛最有影响的终南印社社长，却与时风不太同流：“因为我不太和官场联系，和企业家联系也不太多。这是我性格中的缺点，所以这个印社的发展现在也有很多困惑。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文人雅事，好像也不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如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人文的精神和风骨可能要受点影响。但是不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客观上肯定影响这个社团的发展，得到的支持可能不够。”

尽管性格淡泊，赵熊对社会万象却十分关心。他说：“从历史上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在哪一个历史阶段，能够像中国在近三十年来有这样大跨度的提升。就像一个人，如果超常生长，那肯定是好多营养都跟不上。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弊病，比如说现在幼儿园的老师扇小孩耳光，少年为了要钱去电子游戏厅打游戏而杀死自己的奶奶，种种乱象的根本问题恐怕还在文化上。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分地注重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和文化之间有点失衡。信仰迷失导致道德低下，道德低下直接造成人性丧失。书法、篆刻、绘画、诗词，这些文学艺术形式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这种‘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

赵熊曾写过《砚边有思》：“濡朱染墨此生残，换取霜丝意坦然。成败丑妍皆幻象，人褒人贬是因缘。”他觉得在“风过耳堂”最好的状态是没人敲门，没有电话，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艺术世界里。他笑道：“如果中央台来采访我，问我幸福不幸福，我肯定要说幸福。我比较容易满足，也没有什么大志，所以感觉还是很幸福。”

“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如何认篆书”

篆刻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时代周报：你最初喜欢印章是什么样的因缘？

赵熊：和家里的影响有关系，因为家里有我祖父留的石头，他是想刻来着，还没来得及刻，有请别人刻的印章。他还买了一套刻刀，后来我们这些小弟兄都玩。刻得不好用砂纸沙沙沙磨了以后又可以从头来，这也和十多岁的心智有关系。刻刀再往深里刻的时候，我就逐渐发现印章里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按照秦汉印就是寸印，基本上就是二到三公分，在一方很有限的尺寸里命题。因为刻的是人的名字，我不能给人家改名字，所以这个命题有限制。在这个限制当中还要使自己相对自由，做到最大限度的精彩，实际上这和印章一模一样。加上字与字之间要互相调配，讲究和谐，但是在和谐的前提下怎么样去生成很多的变化，这不是和人生完全是一回事嘛。

如果按照西方的美术理论来理解，中国的书法篆刻称不上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依靠的是汉字，而文字是工具。换句话说，艺术形式离不开工具性的制约，就不可能纯粹自由，就是戴着脚镣手铐在跳舞。它不像绘画，绘画里面有写意画，没人去数你这朵花是多一瓣还是少一瓣，没有人去注意你这片叶子是长了还是短了。但书法不行，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这个东西做好。

时代周报：你从学秦汉印入手，后来有没有专门学过哪几家？

赵熊：说起来学秦汉印，主要还是学汉印。因为当时秦印传世得少，出土得少。最近二三十年，秦印出土比较多，看得比较多。秦印和汉印之间肯定有关系，但是秦印比汉印要活泼。西安是秦汉印的故乡，这毫无疑问。从秦汉印以后，印章逐渐在走下坡路。一直到元明，有文人印之后才开始兴盛起来。按我理解，这是一种人文觉醒，它和过去工匠制印是两回事。秦汉印是防伪辨奸的，是权力的象征。文人印更多的是闲文印，实际上和艺术相关。它有实用性，但更多是文人搞点艺术。

文人印的大本营在江南，所以秦汉印以后一千年，如果以篆刻来说，在陕西是一片空白。后来像北方的齐白石、南方的吴昌硕这些大家，西安都没有。所以，实际上我们学习篆刻的时候也很彷徨，没有大家，就没有老师。但是有一个好处，老师是一座高峰，但有时候也是一座围墙，要辩证地看待。我们学篆刻有陈少默先生的指导，陈先生人品最好，学问最好，接着下来是书法、鉴定、诗歌，但是他写的诗歌也不是很多，现在我们收集到的诗也不过120多首。陈先生50多岁开始学篆刻，他有一方印：“少默年五十始好金石”，事实上，我们考证，他在此之前也刻过，可能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从50岁到70岁，大概有20年，他才投入到治印。我从1971年跟陈先生学，要说刻印我可能比我老师学得还早，我是从1962年、1963年开始刻，但他开始治印以后，和我们当时懵懵懂懂的小青年完全不是一回事。

于右任创造标准草书是时代误会

时代周报：你早年如何学书法？

时代周报：有一位先生告诉我说，行书是最见功夫的。

赵熊：应该说行书最见性情，每个人写出来的行书都有自己的风格。过去楷书最实用，但在今天书法创作中，行书应用最为广泛，而草书则最能代表书法高度。

时代周报：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现代，毛笔渐渐退出生活，毛笔书法与现代生活的联系不是很密切，会不会影响书法技艺的发展？

赵熊：从目前来看，好像还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像日本反倒是经济特别发达的时候，保存了大量的手工艺作坊，给好多人提供了专门从事这种工作的机遇。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必须在吃饱喝足、生活无忧的情况下，反倒有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比搞群众运动的效果还要好。时代的进步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中间有一种经验可以借鉴：于右任先生创造了标准草书，我认为这是两个时代的误会。最初的误会是于右任先生做标准草书的背景，实际上是响应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正好于先生对书法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从书写角度和新生活运动相呼应。当然他本身也很喜爱书法，深入钻研，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于先生没有想到的就是硬笔逐渐地代替了软笔，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于先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把文字怎么样写都有书法意味，但是他把文字简单地符号化了以后，一般没有书法功力、没有书法感悟的人写出来的是啥东西？但是，从普及的角度是为了惜时省力，要改掉国民的陋习，提高生活的效率和质量。于先生百年以后，好多人又要把这个标准草书作为书法艺术来推荐，这是不是很奇怪？艺术何能标准，标准哪有艺术。弄了个标准草书，然后给它冠上艺术的名号，这肯定是限制艺术的。

社会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书法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现在要求五六岁就必须要拿着毛笔去写字，并且一直生活化地坚持下去，恐怕是不现实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会使有这方面天赋的人更集中、更精良地去做这件事情。

时代周报：于右任和沈尹默可能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了。于右任是陕西人，书法中有苍茫之气，他对陕西的书法有没有影响？

赵熊：有影响。但是相对来说，我感觉精神层面上的影响比较大。对具体的技法层面的影响不是很大，大家并不是趋之若鹜地都去学于右任的标准草书。

时代周报：于右任的书法气象也很难学的。我在嵩山看过于右任的一幅书法“天地正气”，写得好极了。

赵熊：我自己的感受是，学习书法，学习篆刻，学习美术，模拟学习的对象风格如果太明显反倒是坏事，你学进去以后出不来。举例来说，我比较反对喜欢书法的年轻朋友一上手就学柳公权。从历史上看，学柳公权以后出来的也没几个人。不是柳公权的字写得不好，问题是他把字写到极致了，没有留下空间，你完全变成柳公权又不可能。从宋代到现代，总有人说颜真卿的字看起来有缺点，但是他的书法非常大气，留有空间，你进去之后还有可以挪身的地方，出来的余地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学颜真卿出来的人就多。

书法篆刻是生命的外化现象

时代周报：于右任与沈尹默的书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沈尹默是典型的江南气韵，有温润的书生气，写得规规矩矩。

赵熊：过去一直有南人北人之说，也有南派北派之说。绘画上有这种说法，书法上也有这种说法，特别是自从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后，崇尚碑学，所以对陕西的影响大，对南方肯定也有影响，但是对北方的影响比较大。最近我们在整理民国时期陕西一些老前辈的书法作品和艺术经历时，发现他们的书风真的有趋同之处，都是有写北魏的经历，好多面目出来之后都带有北魏的特征，当然这跟包、康的倡导有关系，也可能跟地域性有关系。陕西这个地方其实很好玩，我认为陕西是王道教化最早的一个地方，从周代下来十几个朝代，王道教化比较早，所以长期的民风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当然，过去说“南人北相”，比如吴昌硕先生像个老太太，个子也不太大，写出来的字，刻出来的印，很有金石味道，真是能力拨千斤。所以，不能想象从这么一个瘦老头的手腕底下，能出来这样的东西。当代，我也挺喜欢江南沙孟海的书法，包括他的印章。还有，像启功先生胖胖的，写出来的书法却瘦瘦的。

时代周报：西安有碑林这样的地方，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没有借鉴作用？

赵熊：有，我们从小就去碑林，碑林那时又不收门票，随便进去就玩，玩得高兴就爬到石碑上蒙上一张纸，用铅笔唰唰唰擦摹下来，拿回去玩。看哪几个字好看可能回去专门照那几个字去写，我这一代人恐怕都有这样的学习过程，后来碑林收门票，进去不太方便了，这个学习过程就没了。不过，在我们心中，碑林一直是书法的圣殿。

时代周报：近代的印家里面，你觉得谁比较有特点？

赵熊：近代的印家里边有特点的很多，最有特点的应该是吴昌硕，他对篆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技法是最丰富的。书法和篆刻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命的外化现象。一个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要倡导的主旋律首先应该是光明正大。正大气象，不排除花前月下，不排除小桥流水，但是正大光明符合生命生长的基本规律，如果大家整天都沉浸在小情调中，不能起到更正面更积极的作用的。所以，吴昌硕的东西是光明正大，于右任先生也是如此。

书法精英化、专业化实际是“矮化”

时代周报：印章渐渐地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

赵熊：拿书、画、印三个门类相比较，篆刻肯定是属于一种小众艺术。造成小众艺术的原因，最重要的恐怕是篆书的问题，因为什么文字都能拿来刻印，但主流还是篆书。篆书从识读上来讲是个障碍，好多人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如何去认篆书。篆书在印章里还要做一些结构上的变化，这是一个难度。然后从操作角度上讲，篆刻不如书法那么方便，投入也比较大，做起来也比较辛苦。所以我现在非常忧虑喜欢篆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可以学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在大家功利思想都比较明确，年轻人把大量的精力、时间、钱财投进去，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回报。即便有回报，这个投入期也是很长的，这很影响篆刻艺术的发展。不过话说回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几年来篆刻的进步，真的要大于书法和绘画的进步。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这样？

赵熊：主要是现在有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的发现。比方讲，许慎在编《说文解字》的时候没见过甲骨文，中国人到清朝年间才接触到甲骨文，所以以前很少有人用甲骨文去入印。到了近代，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文字大量地出土，给书法和篆刻的学习与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时代周报：印章的用石，有什么讲究？

赵熊：从我自己的习惯和纯篆刻的角度来讲，对浙江的青田石感觉最好。青田石就好像宣纸里的红星宣纸一样。当然，所谓青田石是一个宽泛的说法，青田石也有好坏。从比较高的品质上来说，青田石对刻刀的运动的表现是最到位、最可心的，是最好的。石头的特点无非就是软硬粗细，太软了不受刀，线条不太容易塑造；硬了，用刀非常吃力，也不好塑造。青田石正好在中间，不燥不腻，不硬不软。所以，大家过去都最喜欢用青田石，但现在好石料越开越少。而且真正的好石料开出来以后价格越来越贵。

时代周报：你觉得写诗词，对自己的书法和印章的修养，有没有好处？

赵熊：绝对有好处。如果把书法精英化、专业化，实际上是把书法“矮化”掉了，把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抽掉了。大家整天都是写“朝辞白帝彩云间”、“月落乌啼霜满天”，如果不写自己的东西，说明这个人没有文心，或者没有诗心。前人把“诗书画印”这么一排列，表面上看好像只是顺口，实际上也很有道理。诗肯定是第一，有文心诗心，才能牵扯到具体的艺术层面上来，然后才能讲绘画、书法、篆刻。诗书画印实际上是个立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