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西族史〔21〕：阿知立告状与改土归流

第三节阿知立告状与改土归流

清初，在政治风浪和各种变故的强烈冲击下，木氏土司地位已是江河日下。明朝时，木氏土司是“闭门天子”，在府南设关“以严出入”，“出入者非奉木公命不得擅行。远方来者必止，阍者入白，命之入，乃得入，故通安诸州守，从天朝选至，皆驻省中，无有入此门者。即诏命至，亦即出迎于此，无得竟达。巡方使与查盘之委，俱不及焉”[1]；而在明朝即有人对丽江“流官属土府”体制提出质疑：“云南丽江府之通安、巨津二州，其知府俱土，而州守则为流官，不知当属体统，亦如内地否？”[2]清代凡府增置同知掌府印，“知府则木氏袭，见同知甚恭，称公祖，自呼曰治晚生”[3]。其态势与明朝相比已是一落千丈，加之各种摊派和频繁的差役，民心思变。特别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不愿再屈从于血统的附属地位，要求通过科举，跻身统洽阶级行列的愿望与日俱增。而“丽旧无学，土酋木氏虞民用智而难治，因如秦人之愚黔首，一切聪颖子弟俱抑之奴隶中，不许事诗书”[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木氏土司远族人阿知立挺身而出，他“性豪迈，有机谋胆略"，“时土府暴敛肆螫，民不堪命”，他“每患之”。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他召集许多人在中海堤上，向众人宣告说：“朝廷虽设流官通判，然每苦为木氏所摄，吾侪生圣明之世，而不得游于光天化日之下乎？子欲以百姓困苦之情状，上诉于省垣大吏。”众人云集响应，并欣然倾资以助，阿知立就和阿仲苴、和日嘉、阿宝等人赴省申诉，导致丽江府的改土归流[5]。

当时，云贵总督高其倬写了《丽江府改土设流疏》，内称：

前承袭丽江土知府木兴病故，以侄木崇为嗣，未及请袭，又复病故，今以木崇之叔木钟请袭。但丽江地方，外控中甸，内邻鹤（庆）剑（川），藏地往还之兵，资其牲口粮食，实为要路。木兴在日，领兵进藏，绕道杀死已经归顺之番目，题参其生衅之处，俟兵回日再审，经议政议奏在案：“居官贪虐，派累土人”，至今控告不已，木钟在地方亦不能管辖。木兴前罪未愆，木钟又不能胜任，不但法宪未允，且恐贻误地方。丽江原设有土知府一员，流官通判一员，今照云南姚安等府之例，将知府改为流官，将通判改为土官，一转移间，实有裨益，倘蒙谕允，此知府员缺，仰恳圣主特简清廉有才者赏放一员……[6]

高的报告，得到了雍正皇帝的批准，木氏由土知府降为土通判。

木氏土司对此耿耿于怀，极为不满，《木氏宦谱》申辩说：高其倬“素与川督年羹尧有旧，一得阿知立诉，暗欲代年报心腹巴松之仇。彼时族人一闻改设，人人乘间，各欲谋官夺职”。且木钟六岁就被姚安土同知高奣映接去“抚养功书，见其不喜嬉游，因招为婿”，“至康熙五十九年，军兴西藏，胞兄血侄（即木兴、木崇）勤王效死，地方无人管理，舍目接回，委办军务”。当初木兴父子“出师在外，头人任意指公派私，诚亦有之”。但木钟“自姚安回丽，日夜奔忙军务，无有停息，管理府事仅有四十余日，何以遽见声名不好，屈于覆盆可知矣”。《木氏宦谱》还谈到首任知府杨馝到丽江，搜去并烧毁了“巴松耽阁公文数束”。改土归流后，木钟在剑川听见“家产破尽，顿足捶胸”，“气昏无言，以致卧床”。雍正三年（1725年），从剑川抬回家三日后即死去。

木钟死后，木德、木秀、木睿、木汉、木景、木晖、木荫先后继任过土通判。1911年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得仍令木荫任“土通判所使”，木标、木琼相继任职。但改土归流以后，木氏已形同虚设，在滇西北叱咤风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其实，改土归流是清王朝的既定政策，也不仅是阿知立告状结果，更不是高其倬帮别人报私仇。早在清朝初年，顺治、康熙继承明王朝政策，已着手改除文山、华宁、峨山、蒙自等地土司，以及剑川、鹤庆土千户。在雍正初年，清王朝内部开展了改土归流的议论，雍正四年（1726年），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桂三省总督后，在西南地区开展了杀气腾腾、轰轰烈烈的改土归流，土司翎毛帽纷纷落地。云南澜沧江以东大部分地区都派了流官。改土归流是一件应该肯定的进步措施，是民族地区一次上层建筑的重大改革。清代思想家魏源说：“功在西南，至今百年享其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7]

参考文献及注释：

[1]《徐霞客游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三十。

[3]（清）陈鼎：《滇游记》。

[4]杨馝：《迁建丽江府学记》，载（乾隆）《丽江府志》。

[5]（光绪）《丽江府志·卓行》。

[6]（乾隆）《丽江府志·艺文》。

[7]《圣武记，雍正西南夷改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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