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陕西老农挖出“铜牛”，主动上缴国家，今成镇馆之宝

如果有人告诉你，古代中国华北平原上，成群结队的犀牛四处走动，新时器时期先民捕猎犀牛为食，别以为这是玩笑话，这一场景是真实存在的。

2012年2月，央视《国宝档案》就曾播出专栏——《西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尽管过去两千年，但这一文物依旧栩栩如生，展现了古人的高超制造工艺，也让人惊叹古人的灵气和智慧。

铜犀尊高为34.4厘米、长为57.8厘米，重量为13.3千克，看上去体型健硕，昂首伫立，浑身镶嵌着金作流云纹，间以金丝毫毛，形象逼真，制作工艺精美，展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镶嵌艺术的巅峰，有着非常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同时，它的出土也证明了中国古代确实出现过犀牛，那么这个文物有何经历呢？

对于“稀罕错金银云纹铜犀尊”的来历，央视解说员表示，这个铜犀尊是1963年时，陕西兴平县吴乡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取土时意外挖出来的，先是送到了茂陵文管所，又交给了国家文物局，如今保存于国家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

专家在研究时发现，该铜犀尊出自茂陵园区，而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帝陵，历史上多次被盗，因此该铜犀尊可能是刘彻的陪葬品之一，因盗墓贼不识货，发现它是铜制品，不值什么钱而丢弃。

为此，专家将铜犀尊的生产年代定为西汉，故而有了“西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这一名字。

然而，作为铜犀尊的发现、保护功臣，曾担任陕西田野考古队队长、秦俑博物馆馆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陕西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等诸多头衔的吴梓林先生却有不同看法。

吴梓林是湖南慈利人，从小就热爱学习，对文物和考古事业很感兴趣，也爱好书法，临习柳公权、颜真卿、黄自元、邓石如等名家法帖。

长大后报考西北大学历史系，不过1958年时，正在上学的吴梓林，因陕西刚组建考古研究所，急缺考古专业人才，而吴梓林因学习成绩优异，被学校举荐分配到了陕西考古研究所，挂职学习。

1959年毕业，之后正式进入文物、考古事业。不过对考古事业多有研究的他，因整日以古物为伴，汲古融今，获益匪浅，书法也在不断提升，作品多次获得展览。

吴梓林先生看完央视关于“铜犀尊”的介绍后，又回想起50年前的场景，尽管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时发生的事情依旧历历在目。

吴梓林

1963年2月初，当时吴梓林才二十七岁，担任陕西考古研究所渭水队队长，而铜犀尊出土的地方刚好属于他的管辖之地。

此时正是早春，因还没有进行春耕，村民们并没有太多事情，豆马村的村民赵振秀，因闲着没什么事情，决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一天，他发现牛棚因雨雪的积压，以至于破损比较严重，而牛圈地上也因牛长期活动变得坑坑洼洼。

赵振秀想到，马上就要迎来春耕，牛是主要的生产力，能够帮助自己解放很多劳动力，一定要将它伺候好了，到时候耕地才会更轻松。

就这样，赵振秀推着家里的小推车，走到村西处的一个荒山断崖。这个断崖是村民们长期挖土而形成的，原来是一个小土坡，村民们需要用土了就会从这里挖取，因常年挖土，这个小土坡越来越矮。

走到了目的地后，赵振秀也不含糊，当即拿着铁锹刨了起来，将刨去的土放到小推车上。不过因当时天还有些寒冷，泥巴也被冻住，刨土工作并不是那么轻松。

工作了四十多分钟，也才取了半方土。赵振秀很是郁闷，他是黄昏时过来的，本以为很快就取好土，没想耽误了这么长时间。

但没多久，只听“嗵”的一声，铁锹似乎碰上了一件硬物，这让赵振秀很是好奇，连忙弯下腰用手扒开表层的泥，这才发现自己挖破了一个如同“陶罐”一样的东西。

然而，在陶罐里面似乎还有东西，赵振秀放慢了动作，小心将附近的泥巴清理掉，挖出了一个铜牛，而在铜牛附近还有不少宝贝。

不过此时天色已晚，赵振秀没有继续挖宝，将剩下的东西简单埋藏在泥土里，将铜牛放在车上。因太过于笨重，赵振秀又将刚挖出来的土倒了出来，就这样大摇大摆的推着铜牛回家。

村民们看到赵振秀挖出了一件宝贝，纷纷进行围观，很快他的家里就聚集了一群人。对于这个东西，大家认为这应该是古董，有人怂恿赵振秀将其卖掉，也有人劝他及时上交。

面对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赵振秀本人反而没有了主意，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东西，只好先将其放在家里。

值得一提的是，豆马村距离汉武帝刘彻的茂陵才一点五公里，当地是源于汉代的古老村庄。传言，刘彻安葬茂陵时，大将霍光派出了大军镇守茂陵，其中有一营军队，其正将为窦姓、副将为马姓，其军营驻扎在茂陵南面，其方位就在豆马村所在地，之后就形成了“豆马村庄”。

等到众人散去后，赵振秀先对铜牛进行了一番清洗，将上面的泥巴清理干净，紧接着又抱到了屋子里，在煤油灯下仔细观看，尽管光线有点暗，但仍然能看出这个铜牛形象逼真，体型健硕，惟妙惟肖，一看就不是平凡的东西。

赵振秀没有什么文化，自然是看不出什么深入的东西，只好将其好好收藏。第二天天刚亮，赵振秀的家里就围满了不少人，大家都想见识这个古董长什么样。赵振秀为人老实本分，既然大家提出要看，他也没有藏着掖着，放在桌子上，让大家自由欣赏，每个人看了后都由衷的赞叹。

专家奖励50元

很快，豆马村出土铜牛一事就在附近传开。当地有一个人名叫赵养锋的人，此人也听说了这件事，他曾在考古研究所工作过，对文物略知一二，但三年困难时期，因经济紧张，行政岗位缩减，赵养锋就此被裁掉。

2月4日下午，吴梓林正在学习深造，当时的政治学习是大事，除非有要紧事，任何人都不能找借口请假。然而，此时一个同事找到他，连忙说：“所长让你过去一下，赶紧的。”

吴梓林很是诧异，政治课上喊自己，那一定是件大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不过此时容不得他多想，一路小跑来到了所长办公室内。

所长正在低头沉思，见吴梓林来了，也不多说话，随手将一封信交给吴梓林，让他看看里面的内容。

尽管时隔多年，吴梓林依旧记得信里写什么：“信是曾在考古队工作的赵养锋写的。上面说，豆马村出土了一个铜牛，应该是青铜器，希望文物局能够尽管派人收缴。”

所长看了这封信后，又联想到可能是青铜器，或是一件国宝，决定派人过去调查，争取将文物收走。但至于派谁去，所长想到了吴梓林，毕竟他是科班出身，高材生，且年轻有为，让他多出去闯荡，也能积累经验。

吴梓林听了后很是兴奋，也十分感激所长能给自己这样的机会。不过临走前，所长让他去财务部领了两百元，到时候给村民奖励，又开了一张介绍信，让吴梓林立马动身去往现场。

不过文物研究所距离豆马村距离很远，当时可没有这么便捷的交通工具。吴梓林准备好随身衣物，背了个大大的旅行包。不过因当时村里还没有通公交车，吴梓林只能先坐车到咸阳，下车后还要走上一二十里路。

结果到了咸阳后就已到了黄昏，再往豆马村赶是赶不上了。没办法，吴梓林只好先住在茂陵文管所，将就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朝着豆马村走去。

过了两个小时后，这才来到了豆马村。接待他的人正是全国劳模、大队党委书记许敬章，随后吴梓林将介绍信拿出来，确定好身份后，许敬章就带着吴梓林去村民赵振秀家里。

此时赵振秀家里已经围满了人，大家对他挖来的宝贝兴致满满，很多人看了后就爱不释手，喜欢上了这件难得的文物，甚至还有人直言可以将家里的牛牵来换上这个“铜牛”。尽管条件很是诱人，不过赵振秀依旧没有心动。

很快，吴梓林就来到了赵振秀家里，大队书记随即为两个进行了介绍。吴梓林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赵振秀并不意外，也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反而实诚地说，自己为了挖土垫牛圈，这才意外挖出了文物。

说着说着，赵振秀将铜牛放在吴梓林前面。看到这个样式精美、造型独特的文物，吴梓林激动万分，没想这件文物如此精美，从其造型上来看，它应该就是“犀牛”，此时村民们这才知道它的庐山真面目。

而抱来的第一眼，吴梓林就判定这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且以“犀牛”为造型设计的，如此惟妙惟肖的文物还是头回见到。对其进行了简单研究，吴梓林发现它应该是一个酒器，全身以金银镶嵌，形成了独特的流云纹，让这件文物看上去更是厚重。

不过作为文物工作者，吴梓林知道自己的任务艰巨，他只能强装镇定，向村民赵振秀讲解文物政策，不管是在地下挖出来的文物，还是捡到的古董，都要将其上交国家。同时，国家对发现人会有一定的奖励。

吴梓林话音刚落，村党委书记发话：“这事我做主了，既然文物是国家所有，那就要上交，坚决拥护国家的法规。”

吴梓林本以为赵振秀不愿意上交，不过赵振秀却说：“这东西这么贵重，我自然是要上交，不然交给我保管也不是办法，万一摔了碰了或者被人偷走了，这都是一大笔损失。将其上交国家，让文物彰显其该有的价值，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吴梓林听了赵振秀这番肺腑之言后很是激动，紧紧握住他的手，兴奋到不知该说什么。

不过此时赵振秀又表示，在挖出铜犀尊的附近还有不少精美的文物。众人听闻后激动不已，纷纷朝着现场走去。到了目的地后，赵振秀拿着锄头，熟练地将表层泥巴清理干净，紧接着众多文物显露在众人面前。

吴梓林对这些文物进行了清点，包括铜镜、铜环、铜砝码、铜洗、漆器、铁器、石器、陶器、贝壳等。而这些文物则是装在大瓮里，其腹径为70.6cm，高为50cm。尽管文物比较多，且重量偏重，但吴梓林还是一件不剩全带了回来，提了一大包，尽管要走上一二十里路，但想想这里面都是文物，吴梓林十分兴奋。

临走前，吴梓林按例对赵振秀进行奖励，至于奖励多少钱，吴梓林犯了难，要不要将随身携带的二百元一同奖励给赵振秀呢？

不过党委书记摆摆手，称太多了，并表示给五十元就行了，国家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作为农民要替国家减轻负担才对。

听了许敬章的话，吴梓林很是感动，而赵振秀也表示五十元就行了，不用太多。就这样，吴梓林数了数钱，将五十元递到赵振秀手里。

当然，五十元当时也不是小数目，看似在现在并不是太多，可60年代这也不少了，等于工人几个月的工资。那时候农村劳动力也不值钱，一天收入才不过3分钱，而如今农民工收入为300元一天。这样计算，50元就等同于今天的五十万元，因此赵振秀拿到这笔钱后很是高兴。

战国出土还是稀罕产物？

不过让吴梓林郁闷的是，央视报道称只发现了一只牛，而其他二十多件宝贝却没有提及，且博物馆也没有展出，那么这些文物到底跑哪里去了？

当这些文物送到陕西考古研究所后，专家对其进行了仔细鉴定，并确定它的名字为“嵌金铜犀尊”，它应该是一个酒尊，尊背上有椭圆形口，口上有一个盖子，且盖上有活环，可随意开合，并倒入酒液。

在犀牛口右侧还有一个圆管，看似是獠牙，实际上是酒液流出的口。当腹部灌满了酒后，倒酒人只需要将尾巴上抬，酒液就可以从圆管中流出。

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一致认为，这应该是宫廷祭祀使用的器皿，也就是礼器，且是皇家用品。而从风格上看，应该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不管是工艺、造型、纹饰都和战国时的文物十分相似。

在山东曾出土一个铜犀牛，远没有这个精美，且没有纹饰，但刻有二十七个铭文，也十分珍稀，不过已流失国外，存放于旧金山亚洲艺术馆。因此，陕西所发现的铜犀牛，也是迄今为止价值最高的铜犀牛。

不过等到1963年3月8日，这件珍贵的文物被送往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博物馆。随后，经过国内顶级文物专家郭沫若、史树青等人的鉴定，将其确认为西汉时的青铜酒器，且可能是从茂陵流出。

这一结果让陕西研究所的专家以及吴梓林大吃一惊，明明是战国风格，怎么到了北京后变成了西汉文物了？就算附近有茂陵，也不见得是从茂陵偷盗出来的，且就算是盗贼遗弃的，也不可能同时遗弃那么多文物。

吴梓林认为，有可能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官员，趁着战乱将文物偷盗出来，不过又不敢放在家中保存，只好偷埋在此，毕竟这里距离咸阳宫也才几十里路。同时，除了铜犀尊外，其他文物并不是太值钱，可能是下层官员干的。

当初收购文物时，吴梓林正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时光不等人，吴梓林表示当初应该奖励赵振秀两百元，实在是太遗憾了。

当然，对于铜犀尊的来历，至今都没有统一的说法，按理说如此精美、漂亮的铜犀尊，应该会出现在王侯大墓，或者下面有墓葬或考古遗址。不过后续的挖掘中，考古人员一无所获，这么说来吴梓林的猜测或许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活在历史里的犀牛

“汉代错金银云纹铜犀尊”证明了古代中原是存在犀牛的，在这之前，很多外国学者对中国是否存在犀牛产生了质疑，尽管史书中关于犀牛的记载很多，可没有实物证明，一直受质疑。

目前世界上犀牛仅存在于南亚、非洲，在我国境内是没有的，可在古代就不同了，中原大地曾生活着成群大象、犀牛。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就发现了犀牛骨骼，河南安阳殷墟也出土犀牛骨骼。而甲骨文中也曾记载，商王武丁一次捕获了七十一头犀牛。

古人在制作酒尊时，习惯性将动物形象刻印在上面，而从“铜犀尊”造型就可看出这一点，如果古代制作的工匠没有见过真犀牛，又如何制造出如此生动活泼的犀牛呢？

毕竟一个没存在过的东西，就算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无法将其形象完美勾勒出来。如日本本土是没有老虎存在的，江户时代有一个名为长泽芦雪的画家，他想要画老虎，但没有见过老虎的样子，结果只能“照猫画虎”，画出来的老虎和我们熟悉的猛虎差别很大，看上去如同大病猫一样。

有人或许会问，为何现在见不到犀牛了？犀牛是如何从中国历史上消失的呢？

早在3000年前，安阳一带气候宜人，有湖泊、沼泽、原始森林、植被等，成为大型食草动物的天堂，而在黄河中下游、青藏高原东缘、贵州高原北缘、鄂西南山地、湘西山地、湘中、湘南一带均有犀牛活动的足迹。

当时中国的犀牛品种有三个，分别是印度犀牛、瓜哇犀牛、苏门答腊犀牛。而从甲骨文记载来看，安阳一带野外碰上犀牛很是常见，且当时人们普遍有捕猎食用的活动。

不过随着家猪的驯化，人们对犀牛肉的需求减少，但捕获一头犀牛的意义更大，象征着武力和权力。如甲骨文记载，商王帝辛曾在狩猎中抓获一头犀牛，将其赏赐给立功的大臣宰丰，而宰丰又用犀牛骨制作了匕首。

而后，人们发现犀牛的皮质比较厚，防御效果明显，可以抵御刀箭等兵器的进攻，且还是制作铠甲、盾牌的上等原料，进而采取了“焚林而猎”式的捕杀。

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犀牛惨遭厄运，大量犀甲被运用到战场上，且出现了专门制作犀甲的工匠。因战事频繁，犀甲产量大大增加，而犀牛的生育率偏低，结果遭到了灭绝式杀害。

即便后来铁甲代替犀甲，可因自然环境的破坏，再加上中原气候变冷，犀牛只能选择南迁。据悉，犀牛每400年就向南迁徙200公里。到了西汉时期，中原、关中一带就不存在犀牛，王莽篡位后，为了彰显国力，特意从印度运送了一批活犀牛。

很快，古人又发现犀角比较珍贵，且贵族还将犀角当做炫耀的器物，再次对犀牛进行捕杀。到了唐代时，华南还有一些山区生活着犀牛，朝廷曾多次引入长安，但发现气候太冷，每到冬季就冻死。

然而，到了宋代时，犀角被广泛运用于中药上，结果犀牛再次遭到了大屠杀，此时华南一带的犀牛也变得十分稀少。而到了1922年时，生活在中国的最后一头犀牛死亡，这之后中国再也没有野生犀牛的踪迹。

而“汉代错金银云纹铜犀尊”的出土，证实了古代中原是有犀牛的。而经郭沫若等专家鉴定，它应该是用于社稷、庙堂、祭祀的酒器。其犀牛全身采用错金银工艺，也就是金银细丝镶嵌形成的流云纹，从而让酒器充满着装饰感，堪称旷世之作。

当然，尊风格样式上符合战国青铜器的特征，关于“汉代错金银云纹铜犀尊”为战国还是西汉制品，一直到现在都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