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我眼中的父亲钱法成

文/钱晓明

今年是我父亲钱法成90华诞。从1953年初调入省委宣传部直至退休，我父亲在省文化系统工作了40多年。退休后还在发挥余热，为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他在戏曲和书法方面的成就和艺术特色，媒体上已经有多人撰文，我哥哥那篇就写得挺专业。作为小儿子，我就从我的视角写写在我成长过程中父亲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点碎片化，但十分真实、生动立体。

钱法成（中）与小儿子钱晓明及儿媳在书法展上

小时候因为父母忙于工作，我是在嵊州崇仁古镇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但每年的寒暑假会来杭州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父亲给我的印象是特别会讲故事。

当时我们住在医大对面的省文化局宿舍大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口井。夏天一到傍晚，我们就用井水泼洒院子准备晚上边乘凉边听我父亲来讲故事，整个院子的孩子都会来听。

我父亲看的书多，什么《资治通鉴》、《东周列国志》、《聊斋》等等，他都烂熟于心，如数家珍。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等等故事段子，都是那时候听我父亲讲的。

当时我父亲之所以有闲工夫给我们讲故事，有时候还下厨烧烧菜，那是因为他“靠边站”了。他与好友魏峨一起写的越剧《胭脂》（1961年创作）和绍剧《于谦》（1962年创作）都受到了批判。

1979年，绍剧《于谦》应文化部邀请，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热烈欢迎，获剧本二等奖、演出一等奖。这是后话。

小儿子钱晓明参军出发前全家合影

1972年12月，正在杭州第十四中读初中的我被学校推荐，应征入伍，被海军某部招收为特种文化兵。我父亲得知消息时非常意外的，他事先毫不知情。想到儿子能去保家卫国，他全力支持，很快为我作好了各种准备。

几天后我就和杭州的一帮小兵离开西子湖畔，登上了北去的列车。临行前，父亲送我一本《新华字典》、一支钢笔和一个笔记本。那一年我15岁，刚刚转学回到杭州读书不到三年，却又要和父母分别，去遥远的北方当兵。

初到部队还挺新鲜，一段时间后还是想父母的，父母也挂念在远方服役的儿子。那时除了写信没有别的联系方式。终于，在当兵的第三年，我父亲到北京出差，找了个机会坐车到百公里外的部队驻地延庆来看我。

延庆就是今年举办冬奥会的地方，现在建设得很好，有高速也有高铁到北京城，交通很方便。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是穷乡僻壤，交通条件也非常恶劣。

部队首长听说我父亲远道而来，交代伙房要热情款待，晚餐特地炒了一大盆鸡蛋。我爸后来对这盆鸡蛋印象极为深刻，说盛炒鸡蛋的那个盆足有小脸盆那么大。当兵的人朴素，没有山珍海味，唯有把炒鸡蛋的份量搞得足一点。

过了一年，我爸带团到北京演出。我向部队请假进北京城看望父亲。那天晚上我和父亲一起观摩了外省的剧团演出，好像是秦腔，我完全欣赏不了。但重要的不是看戏，而是能和父亲待在一起，太难得了。

第二天，我们还在天安门前留了影。我穿着白色的海军军装站在意气风发的父亲身旁，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30多年后，我陪已经年迈的父母重游北京，很想在天安门前原来合影的位置再拍一张合影，但我爸走不动了，没有拍成。

1975年钱法成看望在北京当兵的小儿子并在天安门前留影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是潜移默化，他对我们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等不作强行的规定，而是身先示范，以身作则。

他30岁以前已经写出了《胭脂》和《于谦》两个成名的剧本，成了著名的编剧。作为子女，我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默默地下决心，一定要百尺竿头，不断进步。

1979年，我参加高考，选择了外语专业。在复习备考过程中，我父亲给我介绍了他们剧作家朋友中英语最好的贝庚老师（昆曲《西园记》编剧）。我登门拜访了贝庚老师，他拿出一本英文小说让我先念一段给他听，听完后他说：“你这英语已经相当好了，发音也很标准，这还用我教吗？去考就是了。”果然，后来的高考成绩证实了他的判断，我的英语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最后被上海外国语大学录取。

我父亲从事戏剧编剧，但两个儿子学的专业都与编剧无关。我哥上的是哲学系，而我则是法语系。然而父亲的职业或多或少会对我的学习重心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十多年后钱法成与小儿子父子旧地重游，在北京前门合影

虽然没有子承父业，但在父亲写剧本的过程中，我多少还是起了助手作用的，比如帮着去图书馆找资料，校对，等等。

还有就是维护父亲的电脑，父亲在同年龄的老人中算是紧跟时代潮流的，电脑、智能手机等等都用上了。我常常就是教他怎么用的那个人。老人不会拼音，我就从电脑市场买来手写输入工具装上，并教他怎么用。他视力很差，我就把电脑字体调到最大。父亲有任何电脑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赶去解决问题。

我常想，我爸这么大年纪，眼睛又不好，却还在写剧本，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但同时又觉得这对他的健康是不利的。我们也劝他不要写剧本了，有空时书法写写就可以了。可是他说他脑子里有好几个剧本已经酝酿好几年了，想把它们都写出来，了却一个心愿。听到这番话，我们有时也只好顺着他了。

孝顺孝顺，“顺”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做好后勤服务工作。他外出时，子女轮流全程陪同。

钱法成与夫人金婚时全家合影

跟父亲在一起，我觉得他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很低，吃穿住行都不讲究。他在位时廉洁奉公，退下来后更是低调谦逊。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他的住房条件一直比较差，远没有达到他那个级别的标准，直到快90岁了才有所改善。

中国新闻网2016年8月5日曾发表一篇文章《吴越钱氏后裔钱法成：传承千古家训清白为官做人》。2021年3月11日，省慈善总会给我父亲颁发了慈善奖，那天是我陪父亲去领的奖，父亲很高兴，早早地来到了颁奖现场，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钱氏家训》中有一句话父亲特别喜欢，经常写在他的书法作品中，那就是：“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样的价值观也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子女。我和妻子结婚时，只在父母家办了一桌家宴，只请了双方的家人和我爸的好朋友、著名剧作家顾锡东先生。晚饭后，我用自行车驮着新娘回到自己的小窝。

其实，1986年时社会上已经流行在酒店办婚宴，用小汽车接新娘也很常见，一般都是想办法借单位的小车，出租车杭州还没有普及。我父亲那时候已经是省文化厅副厅长，借一辆小车也不是什么难事，但他没有那样做。

物质生活方面是这样，然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在德行修养方面，他的要求是很高的。自己写的书法不满意的绝对不拿出去敷衍，自己写的剧本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都要亲自修改。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极深，2013年5月，浙江卫视为我父亲拍了一个电视专访，编导在切入昆曲《十五贯》画面时加了一行字幕，大意是说昆曲《十五贯》由钱法成编剧。

编导是根据互联网上的信息加了这行字，实际情况是昆曲《十五贯》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北京首演是我父亲带队去的。2010年7月浙昆在北京复演《十五贯》时请我父亲再对剧本作了局部修改。我父亲说不能掠人之美，那行字幕必须改掉。电视台面有难色，说片子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要播出，来不及了。但我父亲仍然坚持修改，后来我妻子通过卫视的朋友做工作，最终把这行字改了。

钱法成在书房工作

这些年来，采访我父亲的媒体挺多，电视台、报刊、网站等等都有，但这些采访基本上都是在反映我父亲的成就，写过哪些戏、举办过哪些书法展等等，很少涉及他取得这些成就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2017年11月26日，我父亲在浙江图书馆以“我学书法”为题作了个讲座，畅谈他学书法的心得体会和付出的努力，可以说练书法伴随了他一辈子。

小学时他跟着当私塾老师的外公学习书法，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学，先后买了几百本字帖，二王、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等等。有条件就临帖，出差时没条件写就在旅馆里读帖。

要写好字，关键在于自己多写多练。可是平日工作忙没有时间，尤其是担任省文化系统的领导后更忙了，他只好利用晚上时间，少睡觉，多练字。

1991年，他曾写过一首题为《偷闲》的小诗：“岁月频添催我老，居官不退事纷繁；偷闲学字三更后，少睡犹能抵半天。”在担任省文化厅及省文联领导期间，对内、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常常需要动笔，更体现了他现场挥毫的能力。他多次出访国外，经常以赠书法增进两国友谊。父亲退居二线后，他通过练书法来修养身心、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钱老、钱老小儿子钱晓明与钱老曾孙钱俊彦

关于父亲，回忆点点滴滴，不胜枚举。

前不久，我父亲过去的下属、原省文化厅非遗处处长王淼在公众号上写了篇文章祝贺我父亲90大寿，题目是《钱法成老厅长的人生境界》，写得非常生动感人，我想借用他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钱王后裔秉承钱氏家训，延续文脉家风，英才辈出，出类拔萃，钱法成老厅长就是我们身边的楷模，最值得尊重的人。我感言：一个人一辈子成为著名剧作家，不简单；成为著名书法家，不容易；成为文化厅长，堪称人生不平凡。钱法成先生荟萃三样于一身，了不起！在钱王祭祀上，每每集体朗诵《钱氏家训》，都会感人肺腑热泪盈眶。钱老厅长他的身上，传承和体现了钱王优秀基因，人生追求有大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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